它们圈了山上,免得它们下来拱菜。几番收拾下来,程希也累得够呛,每天都睡得很沉,根本没精力注意柳树村的变化。半个月可以改变许多事,比如新换了主任,比如泼妇一家彻底成了破落户。半个月也可能什么都不变,比如,柳树村还是一样的穷,村民和知青还是一样上工下工,天天操心怎么吃饱饭。只是程希家的房子似乎成了禁地,一般村民都见着就绕道走。这天,程希给地里浇了水,软绵绵地倒在床上,床头是前两天收集起来的,庄园里小孩原来收来的书籍。随手拿起一本来,有点沉,竟然是塑料皮的。这可是很贵的笔记本。程希有些好奇地打开来,看见第一页上的几个字愣了一下:“送姐姐程红,祝生日快乐!小弟:解信诚。1968-5-23.”程红……没错,这就是小孩母亲的名字,毫不起眼。可是在小孩的记忆里,从来不记母亲曾经提过这个叫解信诚的弟弟。六八年五月,那岂不是还没来插队的时候?难道是所谓“情姐姐”的变称?程希挑了挑眉,翻开下一页。页首端端正正地写着日期:“68年10月1日,晴。”竟然是程红的日记!程希一惊,坐起身来,仔细看了起来。看了半个小时,越看,程希的背挺得越直。从日记中的蛛丝马迹判断,这位解信诚还真是程红的弟弟。字里行间的感情都说明,程红与解信诚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姐弟,父母也是一样,但为什么不同姓,日记中就没有任何说明。程红的家如程希所料,是首都上京市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。前面,是一段回忆。六六年,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,当时被革命热血冲动的程红就瞒着家长去报了名,只是当时程红年纪堪堪十四岁,又有父母的阻挠,才没被批准。看着那些哥哥姐姐们带着大红花高唱着欢歌上了火车远赴边疆,程红回家还大哭了一场。终于到了六八年,程红十六岁了,再一次的报名热潮,程红轻车熟路地偷了家里的户口本去报了名,还写了血书,终于得到了批准,安排在了云南省的这个偏僻的柳树村。得到通知的那天,解家炸了锅,只是,已无法改变什么了。到此时,日记中的口气还是欢喜中夹杂得得意的。毕竟,只有最根正苗红的知青才有机会得到上山下乡的名额的。后面两年的日记虽然偶尔会露出想家的情绪,回忆起她从小长大的胡同生活不时感觉甜蜜又忧伤。对柳树村对革命什么的,已不象当初那么理想化。在这里,也提到了最后与她同死的村革委会主任,她对他的最大感觉就是害怕。这一点,在小孩的记忆里是从来没有过的。也许是为母则强的原因,在生了小孩之后的程红,对上主任已学会了用各种手段抵抗了。到了七零年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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