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大部分官员都不愿意因为这种问题陷入到有可能的党争中去。

　　更何况，推崇新学的不仅仅是北方人，而维护理学的也不是只有南方人。本身对新学的攻击，不过是今天组织发起上书官员们附带的一个内容，这些官员真正的目的还是在于给皇帝施加压力，迫使内府从工商业撤退出去。

　　对于江南缙绅来说，内府插足工商业，跟万历皇帝向天下派出税监收税的举动差不多。都是与民争利，搜刮民间的财富。

　　但是同万历皇帝派出的那些蠢笨太监不同，这位崇祯皇帝并不是单纯的派出一两名太监到地方上强行收税。而是大多同当地的中小商人合作，建立一个依附于内府的销售商号，替内府销售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，或是收购当地出产的原材料。

　　这种方式搜刮民财显然更为隐蔽，由于出面的都是本地的商人，买卖的货物又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竞争，加上有内府的干预，不许这些商人进行囤积居奇的行为，因此发卖内府货物的商号开始渐渐得到了地方百姓的认同。

　　依附于内府供货的商号，显然已经损害到了地方缙绅和一些大商人的利益，在这个时代囤积居奇乃是商人赢得高额利润的不二手段。虽然大明朝的手工业之发达，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国家。

　　但是只要不是工业化生产，某一类商品的制造能力必然是有上限的，以大明如此巨大的体量，在远离商品生产地的地方，这种商品的提供数量就更为有限了，基本上不会超过当地市场的销售上限。

　　在一个原本就供应不足的市场，商人再采取垄断的方式进行销售，那么这种商品的价格自然会涨到，一个让大部分人放弃购买欲望的程度。而垄断了货物的商人，就能够因此获取数倍的收益。

　　当然敢于这么干的商人，要不然就是资本雄厚的大商人，要不便是有缙绅在背后撑腰的官商。他们要么凭借资本垄断当地市场，要么凭借权力垄断当地市场。江南地区由于经商风气浓厚，因此经商人数众多，自然垄断各地市场的商人数量也不少。

　　但是，在内府支持的四海商行面前，不管是商人的资本还是缙绅的权力都遇到了挑战者。然而最让他们感到惊惧的，还是内府供应商品的速度和能力，虽然四海商行仅仅在上海县和舟山市站住了脚跟，但是江南的商绅已经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。

　　江南的商绅敢于把万历皇帝派出的矿监税使赶回京城去，仰仗的并不是自己的权力，而是他们煽动起来的江南市民的力量。而江南市民之所以敢冒死同皇帝派出的矿监税使斗争，并不是因为商绅们挂在嘴边的大义。

　　而是这些矿监税使毫无节制和规则的税收方式，完全扰乱了江南地区的工商业市场，倒是市面萧条，大多数工坊关了门。这使得大部分实际上已经脱离田地的手工业工人，失去了谋生的能力，自然在商绅的煽动下暴动了。

　　但是内府现在使用的是商业手段，虽然在激烈的价格竞争下，一部分工坊因此破产，不少工人失业。但是情况并没有恶化到整个市场出现崩溃，因为充足的商品供给，市面反而繁荣了不少。

　　怎么一来，商绅们想要用大义的口号煽动地方百姓，就变得不现实了。那么他们就只能走朝廷上政治斗争这条路了。

　　而想要掀起天下士绅的同情，就不能光光指责内府把货物卖的太低，因此反对地方新官制和反对推崇新学，就成了掩护攻击内府与民争利的最好保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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