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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此外军中刑罚不能以杀人了事，制定军律的意义在于约束军人的行动，而不是为了杀军人。

　　为了避免军中主官随意处罚军士，今后除了军法官之外，任何人不得执行军法。主官可以要求军法官进行案件复核，但是无权干涉军法官执行军纪。

　　军法官不得处置同级别的军事主官，但是可以向上一级军法官进行汇报。此外各军总兵一级的武官，除五军都督府下辖的军事法庭外，任何人都无权对其进行审判。”

　　崇祯的说法，倒是让俞咨皋等武官轻松了不少。再以往就算是总兵，遇到了拿着尚方宝剑的总督、巡抚，也要胆颤心惊的。因为这些文人大帅，最喜欢的就是拿桀骜不驯的武将头颅，来震慑武人竖立自己在军中的威望。

　　在这种生命都有可能不保的状况下，有那个武将敢在军事会议上，反对几个读书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计划呢？

　　于是战前的军略会议，往往就成了总督、巡抚的作战方案布置会议，甚至于有些武将根本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去做什么的，他们只记住了，某月某日之前必须赶到某地，否则就是失期之罪。

　　现在按照皇帝的变革，虽然军官失去了对下属军士随意处罚的权力。但是同样的，军官们也不必再畏惧上官及文官大帅，找借口随意处置他们了。

　　三名武官顿时转为支持崇祯对于军纪处罚权力的改革了，孙承宗等人则对此不以为然，毕竟军纪这种事，永远不会加诸于文官身上。

　　“制定条令的目的，是要让一个平民在最短的时间，成为一名按照命令行事的军人。朕不相信，一个平时连军令都不愿意遵守的人，上了战场之后，会听从将领的指挥，同敌人去搏杀。

　　朕所以要把军人和百姓隔离，就是要他们从进入军营这一刻开始，养成按照命令行事的习惯。只有这样，军队上了战场之后，才不会一哄而散。

　　制定条令的目的不是处罚军士，因此当军士违反轻微条令要求时，主要以说服教育为主，屡教不改的再进行军纪处罚。

　　对于违反战时条令的，自然要从严处置。但是对于违反了生活作息等平时条令的，则尽量从宽。

　　对于军中各种羞辱性的惩罚一概废除，对于肉刑应不得致人伤残，否则要追究执法人员的过错。”

　　对于崇祯的这个说法，孙承宗、袁崇焕都不约而同的点了点头，这两人都曾经独自统帅过一只大军。对他们来说，统帅军队作战最艰难的，不是安排作战计划，而是如何让这些军士们按照自己的安排去行事。

　　为了能切实的指挥得动手下的军队，他们都习惯于提拔一些亲信武官作为军队的指挥官。不过即便是如此，他们能够调用的，也只是手上极少数的一部分军队，对于其余大部分的军队，他们始终抱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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