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条底线，就是今后坚决不许他们再给我生活费。
爸不解地问：“那你以后怎么生活？”
我回答：“可以去打工啊，比如教小孩儿弹琴，很容易挣钱的，又不累。”
话是这么说，但我心里明白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。如果我想打工，作为语言不精的中国学生，唯一可去的只有两个地方，在七公里市场帮人看摊，或者，去卡奇诺赌场做女侍应生。
但这两处的收入，都只能保证基本的生活费用，学费是根本不用奢望的。退到底我还敢说这样的话，不过是因为背后有孙嘉遇支撑着底气。
做出回京的决定时，虽然十分难过不舍，但我并没有机会同他商量，因为依然无法联系到他。
我翻遍手机里的联系名单，非常沮丧地发现，除了学院的同学，我的生活圈里好像只有孙嘉遇一个人。和老钱、邱伟天天见面，我竟然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。
尝试着打电话到瓦列里娅的店里，她却是个小迷糊，一问三不知：“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了，咦？你不在奥德萨吗？”
我很烦躁，敷衍着挂了电话，继续啃着手指头想其他的辙。想到一周后才有返程的航班，心中的焦虑越扩越大。
重返乌克兰的前夜，我早早躺下，迷迷糊糊睡得正香，爸敲我的门：“玫玫，乌克兰的电话。”
我一下惊醒，噌地跳下床，只穿着睡裙就冲出去，直扑到客厅的电话旁。
“你良心没有的，死啦死啦滴，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电话？”我说得飞快，感觉到如释重负的轻松愉快。
那边却一片沉默，只能听到电流的咝咝声。
我疑惑起来：“喂？”
“赵玫。”终于有声音传过来，喑哑而干涩。
我的心直沉下去。是彭维维，居然是彭维维！
“你有什么事？”我尽量克制着自己，保持声音的平静。
还是沉默。
我侧头看看墙上的挂钟，时针分针正呈现一个十五度的夹角，已经半夜两点了，奥德萨的晚上八点。
“没什么。”彭维维忽然轻笑一声，银铃一般，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，却显得异常诡异，“赵玫，今晚奥德萨的月色真好，亮得象白天，北京也有月亮吗？”
舌头有点儿大，显然是喝醉了。
我压抑着已经冲到头顶的怒气，生怕惊动到父亲，放低声音说：“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两点，明天咱们再风花雪月可以吗？”
电话线那端又一次静寂无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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